senseless years thunder by

下周就要见到你了！

我通常记不住梦，偶尔记得一个，便像捡得宝贝似的暗喜不已。我曾多次梦到天籁般的旋律，天启似的句子，刚醒时都还记得，但过后就再无影踪。有时我会在梦里来到曾经梦见过的地方，但在梦到之前，我压根就不记得那个旧梦。看来梦也有梦的记忆，按照一套我所不知的机制运转。最近倒记得好些梦，梦里我好像总是在旅行，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路上”。那些地方都精确合理，符合三维空间的构成，简直可用罗伯-格里耶的笔法来描述一通；要是投映在宽银幕上，细节多得会让人不知把视线往哪聚焦。梦里有熟人也有陌生人，有我爱的人有我想爱的人，也有我以为认识，到后来又发现其实不认识的人。最近一个记得甚清的梦是，我沿着不知哪里的山路往上走，旅伴时有时无。我记得我还带着嘟嘟，背着包。后来碰到个当地人热情地给我指路，继而又过分殷勤不由分说地陪我走。我有些不自在，总觉得不踏实，后来我发觉嘟嘟跟丢了，我的包也忘在哪了，于是回头去找，但我发现自己已找不到来时的路了。

看到 F 也在她博客上记了梦，全文如下：

我做了一个梦。梦里不知通过什么方法突然发现了一个类似于有关宇宙整个都是骗局的秘密。顿时一声巨响，周围的空间变成灰色苔藓的质感像覆盖着一切的一块手帕被从一枚指环里抽走一样迅速卷缩塌陷。我好像被消音一样费力地讲不出话来，但还是挣扎着一字字喊出那个秘密。于是在黑暗的房间里惊魂未定地独自醒来，发现被子掉了一半在地上。梦境里的一切都非常真实，醒来时也清楚的记得那句包含了巨大宇宙秘密的话。可惜当时没有写下来，现在已经洗过脑一样荡然无存了。
谁知道呢，也许我在梦中毁灭了某个同作为实验品的平行宇宙。
那可真是个倒霉的宇宙啊。

我记得我也做过类似的梦，而且我曾难得地记下过一个。在电脑里翻了会儿，找到这段日期为2005年10月15日的文字：

一晚上都在做奇奇怪怪的梦，早上醒来前做的最后一个梦颇具科幻色彩：场景似乎发生在一艘飞船里，人们都穿着统一太空服，佩带奇特的武器，几乎分辨不出彼此。我也是其中的一员。整个梦是关于欲望、阴谋与拯救的，典型的科幻片主题。到了最后，阴谋被挫败，阴谋者又回到了她（记得是个女的）日常的岗位，大家也继续进行高度秩序化的工作，继续陷入一种流水线般的循环中。这个结局让我悲哀。其实并不存在什么是与非，我们只是一个庞大机器的零件，每个人都如此。我们对于自己的生存状况一无所知。我怀着这样的顿悟从梦中醒来。

我觉得这是两个互为对仗的梦。

一

后来我才想起，那天我们提前过了重阳。那是去年九月末，上午老刘为村里松哥一家画完了全家福，下午我们工作室一帮人就伙同松哥还有二哥两家人开车去一个遥远的山头野炊，片刻都不耽误，因为晚上老刘就要走了。嘟嘟也被我们塞进车里，后来她晕车了，流了一地口水。那座山是正杰很久前就侦察好了的，顶上有棵巨松直插云霄，按照正杰的说法，像个大鸡巴。这映证了阿城的话：“云南是没有鸡巴说不成话”，外国人也概莫能外。站在树下环顾四周，三面通往村落或密林，北边则是个豁口，据说天气好时能望见山下的金沙江和对面的玉龙雪山。此前我们跟比利时人埃里克做过纳西人殉情的调查，知道这种地方是殉情的理想场所——风景秀美，居高临下，人吊死后就直接升入对面高山上的天国。然而当地人告诉我们，从没有人来这里殉过情，因为这树是神树，文革时都没被砍掉，谁还敢来上吊。其实就算有人想，也铁定爬不上去。冷风猎猎，我们赶紧喝酒暖身，一杯将尽时，又像想起了什么似的把杯中的一点残酒洒在大树下。二哥生好火，跟松哥两口子一道把肉片、糍粑往竹签上穿。雪梅带着孩子去林中采蘑菇和野果了，丽莎跟老刘捡松果去了，莎拉拿出她的苹果电脑，犹豫着要不要开机写论文。此前她花了两天时间犹豫要不要跟我们同行，临行前又花了两个钟头犹豫要不要带上电脑。最后她还是决定不写了，因为山顶没电源插座，电池撑不了多久。于是她又开始后悔不该跟我们到山上来。正杰则开始后悔听从了我的建议，把嘟嘟带了来，因为这狗总想趁我们不注意时偷肉串吃，最后我们只好严正警告她，再不老实我们就把她也烧烤了。第一批肉很快烤好了，所有人都不再后悔，赶紧抢一串握在手里大口啖嚼，同时举杯欢庆老刘的壁画圆满完成。老刘一边扔给嘟嘟几片肉吃，一边说要是这狗真在这地方被我们烧烤吃了，也算死得其所，功德无量。

我清楚地记得老刘抵达丽江工作室时是个雷雨大作的深夜。那阵子一直在下雨，工作室内部却充满了火药味——莎拉和达斯肯正为他们合作的生态艺术项目（在野外种蘑菇以保持水土）吵得不可开交，大有剑拔弩张之势。没人知道他们到底为什么吵，但也没人过去劝解，因为他们是母子，家庭内务不便干涉。既然什么都解决不了，我们也就处之泰然了，每天一边喝咖啡一边听达斯肯在他房间里砰砰地砸东西，或是看莎拉面容凄楚声音哽咽地用无数的比喻和修辞向我们委婉而激动地表达她是多么需要理解和帮助。我们说没问题呀，你有啥计划，安排好了叫我们就是，于是莎拉跑到电脑跟前敲了一下午的键盘，最后说，也许明天我们可以去哪里做调查采访。还没等我们答应，她又说不能确定是几点，因为她要先完成另一份报告，所以明天上午可能出不了门。我们说那就下午呗，她又说等等，我还想剪一下片子，可能一下午也剪不完。我们说那你就安心剪呗，后天出门也不迟，她说但我还要写一篇很长很重要的论文，最后期限快到了。于是正杰说，那等你忙完吧，说罢就跟埃里克和二哥开车去四川贡嘎山调查纳西殉情了。丽莎也借机回深圳参加她表妹的婚礼了，结果工作室一下子除了他们母子俩就只剩我一人。他们的争吵一天天在升级，达斯肯砸东西的范围也从自己房间扩大到厨房等公共区域；而需要人理解和帮助的莎拉则好几次声音哽咽地试图跟我讲述她和儿子发生矛盾的原因，于是说起她早年初为人母，因生活所迫，起早贪黑地拼命工作，受尽资本主义的压榨和剥削；接着又说起她的犹太血统，说她的祖辈父辈为躲避纳粹的屠杀而逃亡美国，却又赶上经济危机，遍尝生活艰辛，社会疾苦……她说得越多，内容距离达斯肯出生的年代就越发遥远，正杰他们从四川回来时，我们正在复习马克思和巴黎公社，因此莎拉还是没有完成她的论文，调查采访的事也就继续后延。而此时埃里克已拒绝同正杰说话了，因为他认为正杰不尊重自己“子宫书写”艺术项目的伟大意义。正杰只好去找达斯肯喝酒，但达斯肯这时为自己砸了那么多东西深感内疚，决定痛改前非，于是开始戒烟戒酒戒大麻戒咖啡——总之能戒的统统戒掉，故而闭门谢客。眼看无事可做，正杰说他干脆再去哪看个展览好了，叫我过两天接待一下一位来画壁画的艺术家就是。

几天后一个雷雨大作的深夜，正杰从机场接来老刘，把他郑重地托付给我，自个儿又驱车返回机场，飞去看展览了。莎拉仍在她房间里写论文，达斯肯仍在他房间里闭门思过，丽莎参加表妹的婚礼还没回来，埃里克则已负气走了，所以诺大的工作室只有我和老刘两个大男人，外加嘟嘟在一旁大献殷勤。才几分钟工夫，老刘和嘟嘟就已相视莫逆，难舍难分了。老刘说他跟嘟嘟有缘，说他一开车门，这狗就激动万分地朝他扑过去，像见着前世情人似的。在我看来，这句话体现出了老刘良好的心理素质——他竟没被这条大得出奇的狗给吓着；同时又反映出老刘易受事物表象的蒙蔽——因为嘟嘟见了谁都是这德行。实际上，在长期与外人接触的过程中，嘟嘟已形成了一套专业而完备的辨人机制，比如来人若是坐汽车或骑摩托的，她就会提前几百米欢蹦乱跳，做好接客准备；来者要是开着拖拉机，她则会奋不顾身地冲过去狂吠，也不怕被轧着，以致让我禁不住想起“螳臂挡车”这个敏感词。老刘是坐正杰的车来的，当然是座上宾——考虑到当时外面又黑又湿，嘟嘟的嗅觉视觉估计都派不上用场，看车识人大概是她唯一的手段了。

我带老刘上楼安放行李，整理床铺。嘟嘟也尾随我们爬上楼来，受了委屈似的在一旁哼哼。接下来的事出乎我的预料：只见嘟嘟打了几个转，就蜷在老刘的床铺边睡下了，这是她此前从未有过的举动。过去无论下多大的雨，打多响的雷，嘟嘟都断然不会进卧房一步，尽管她一直跃跃欲试，望眼欲穿，但她是有教养的，知道人犬有别。所以可以推断，嘟嘟极有心机，料到我和老刘会纵容她的出格之举。老刘却认为这件事再次说明了嘟嘟跟自己有缘，因此得意万分。

此后几天我跟老刘相谈甚欢，我终于可以借机不去跟莎拉接着复习工业革命了，这让我对老刘充满了感激之情。莎拉还是经常性地忧郁症发作，达斯肯仍在闭关冥想，他们俩之间依旧争吵不休，这又让我对老刘生出几分歉疚之意。好在老刘对这一切都毫不介意，甚至还饶有兴味地欣赏遭达斯肯破坏的残存物品，比如缺胳膊少腿的桌椅，拆卸下来的门板，等等。看得出他很享受这里的生活，喜欢这里的草木猪羊牛，青稞大麦酒。到后来他又把自己跟嘟嘟有缘这一命题作了推广，得出自己跟整个工作室都有缘的结论。对于这一结论我没有异议，但据我所知所有来工作室的人都认为自己跟这里有缘。很快丽莎就赶回来了，协助老刘在松哥家画壁画（壁画项目是丽莎策划的）；正杰看完展览也回来了，由于无事可做，便跟我探讨老刘和丽莎相恋的可能性。总之，工作室又回复到以往快乐散漫而又忙乱的状态。

这时发生了一件事：闭关期满的达斯肯上山采蘑菇，差点被雷电击中。第二天，达斯肯收拾好行李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工作室，撇下了母亲莎拉，以及他们尚未完成的项目，那些还没种下的蘑菇。他走时没有一个人看见。

二

达斯肯出走当晚我们就在一起讨论他为什么要走。官方说法（也就是莎拉的说法）是他们母子俩这两天为解决家庭矛盾，进行了一次促膝长谈，最后讨论出的方案是达斯肯回美国看心理医生，所以他走了。这话在我看来相当可疑，很难想象达斯肯这样一位狂放不羁的人，会老老实实躺在沙发上跟医生讲述自己的童年往事或私密幻想，何况显然是莎拉比他更需要看心理医生。我总觉得达斯肯的离开跟他险遭雷击有关。电影《低俗小说》中，塞缪尔·杰克逊所扮演的黑帮人物遭到伏击却毫发无损，事后他认定此乃神迹，决定金盆洗手，告别黑道，云游四方。所以完全有理由相信，达斯肯躲过一劫后，也心生顿悟，决意开始新的生活。我甚至可以大胆猜测，由于达斯肯这些天来一直在跟烟瘾酒瘾咖啡大麻瘾作斗争，精神上备受折磨，难免产生幻视幻听，所以在电闪雷劈的一刹那，极有可能看到某种异象，从而导致他改变接下来的计划。本来，一个美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云南的边远山区义务种蘑菇，这事自身就有很大的荒诞感。很多时候打着艺术的旗号行事不过是为了将荒诞行为合理化罢了。我这么说，并不表明我不欣赏不尊重达斯肯的工作，我知道生活本身就是充满荒诞的；而在恰当的时候放手，则不失为对荒诞事物的一种轻盈的应对和嘲谑。莎拉无法看透这一点，这是她痛苦的根源。

于是莎拉继续痛苦万分地写她的论文。老刘则继续在松哥家画壁画。他动作飞快，几天工夫就按松哥的要求画好了两面墙：一面迎客松，一面荷塘月。灰暗的色调，细腻的笔触，一如他一贯的画风。老刘曾在皇城艺术馆办过个展，于是正杰向二哥介绍说他的画在故宫展出过，令二哥惊叹不已，以为老刘的画都是文物，连问他今年多大岁数。其实老刘不老，至少比二哥要小；他不过是爱画些枯枝败叶幽林死水寒冰冻雪，让人误以为这是作者年龄的写照。老刘是长春人，估计见了太多北方的冷寂萧索，画风受了点影响。韦尔乔先生曾偶见几幅老刘的画作，一见倾心，给一位朋友写了封文采飞扬的长信，表达自己对这位东北老乡的赞赏。那朋友又把信转给了老刘，老刘阅后大为感动，以为遇见知音，正琢磨着什么时候去登门拜访，结果韦尔乔就去世了。后来老刘在皇城艺术馆办个展，还特意把那封信打印出来，当作前言。这事对我亦有所触动，因为我向来喜爱韦尔乔的画，但我那时并不知他已故去，甚至尚未完全弄清他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跟韦尔申或韦尔奇又有什么关系——我记忆庞杂的大脑中许多东西都是这样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这让我对尔乔先生产生了一种内疚之感。另一方面，因为认识了老刘，我感到自己跟韦尔乔之间突然有了交点，然而斯人已逝，老刘就成了生死两界的连接点。想到这，我又对老刘感到内疚。

老刘说韦尔乔那样才是真艺术家：平时在医院里当大夫，值班空闲时在处方单背面信手画来，笔之所至，皆精彩非凡，比那些成天只知哗众取宠、迎合市场的媚俗之辈不知高明到哪里去了。老刘又说我们这工作室才是真正的艺术工作室，拉市海也实在是个养人的地方。我知道老刘自己在河南桃花谷的深山老林中也有个工作室，他的许多作品都是在那里完成的。我喜欢老刘的画，将国画之笔意介入油画写实中，画出来的东西有种失落的古意，又有种现实的质感。韦尔乔称老刘的作品是“今人的古画”，并称其“不为物象所拘，不为章法所限，广纳众家，能出己意”。对此我是赞同的。聊起中西画法的结合，刚好我那阵收到朋友从英国寄来的木心画册，便拿给老刘看。那一帧帧凝结着化石般纹理、浸润着云烟氤氲的画作，让老刘大为叹服，一看再看。只见他一会儿近看一会儿远看，一会儿取下眼镜看一会儿戴上眼镜看，外加侧看逆光看放在暗处看用手挡住一半看喝杯酒再看——我从来不知看画有这么多讲究，眼界大开。老刘说这几年一直没见着什么好画，颇感寂寞，这才知道高人总是有的，只是没遇到而已。我想既然他这下又见着好画了，那么之前的寂寞也就不再是寂寞了。想起木心说寂寞多半是假寂寞，大约总是对的。那些晚上我们常常就这样闲聊，嘟嘟趴在一旁打呼噜。再晚点，她就径自爬上楼，趟在老刘的床铺边独个先睡了。

工作室长久未闻争吵声了，我们都感觉有些不大习惯。有天晚上莎拉进城拍录像，说次日再回，于是晚饭时我们又聊起了达斯肯。大家都很想念他，包括认识他才几天的老刘。老刘认为在电闪雷鸣之际跑到山顶采蘑菇是件何等牛逼而豪迈的事啊，这种酒神精神乃是艺术之真谛所在。一听到有人说酒，二哥就建议大家为雷打不死的达斯肯干杯。这里二哥又成功地开了个玩笑，因为“打不死”是达斯肯在村里的外号——村民们念不好达斯肯这个名字，遂找了个相近似的。几杯下肚，大伙渐入佳境。二哥一喝酒就开始讲英语，管正杰叫“Mr.正”，于是正杰也管他叫“Mr.二”。正杰和老刘之间则相互以“老师”相称，因为按正先生的说法，他们都是有素质的人。二哥二先生则认为艺术家是不需要素质这种东西的，艺术家不能受传统习俗和舆论观念的束缚。二哥每次喝酒都会发表类似言论，我们已经听惯了，但平心而论，并不是每个农民都有这样的艺术观，所以老刘一下子愣住了，恭恭敬敬地敬了杯酒，说二哥你已经是艺术家了。二哥说这个我知道嘛。丽莎恍然大悟：原来二哥是想说自己没素质啊。正杰说外国人是没有“素质”一说的，因而对此很感兴趣，他有个朋友写的博士论文就叫《论中国人的素质》。我说这倒提醒我了，有次安就曾跟我说，她觉得嘟嘟很聪明，但没素质。正杰却一口咬定说嘟嘟是他所见的最蠢的狗。于是我们就嘟嘟的智力程度进行了一场深入的辩论。丽莎是主张嘟嘟聪明论的，她给出的证据是在一堆牛粪和一堆马粪之间，嘟嘟会选择去抢老狗阿法鬓的东西吃。正杰一副无奈的样子，说丽傻你到底是装傻还是真傻呀。二哥仍旧沉浸在自己刚刚创造的理论中，大声招呼我们说：“Cheers! To no 素质!”

结果那晚成了工作室历史上最酣畅淋漓放浪形骸的夜晚之一。正杰拼命灌我酒却把自己先灌醉了，二哥则把号称从不醉酒的老刘给灌醉了，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和二哥没有醉。后来正杰大发酒疯，跑到浴室把我晾在那里的衣服毛巾扔进了旁边的水塘里。我发现之后心想我也总该有所表示吧，于是把浴室里剩下的东西全都扔进水塘里了。第二天起床后，我们发现嘟嘟也醉了，走路东倒西歪。由于没人灌她酒，她自己更不会主动喝，那么唯一符合逻辑的推断就是前一晚有人喝吐了，秽物让嘟嘟吃了。至于是谁吐的，大家都不承认。正当我们清扫现场，收拾残局时，莎拉回到了工作室，见到满院狼藉大惊失色，以为达斯肯又回来了。

三

还有件事没有讲：老刘似乎爱上丽莎了。

容我倒回去说下老刘跟丽莎的缘分：很久以前工作室来过一位拍录像的艺术家老那，进驻期间跟这里所有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正杰和丽莎到北京布置展览，抽空去老那家蹭饭，在那里遇见了老那的老友，画家老刘。据说那回正杰喝了个半疯，而丽莎则一气不停地吃了整整三个钟头，对老刘几乎视而不见——那桌菜正是老刘做的。

后来丽莎策划了壁画项目，全称是“丽江工作室之新农村实验室之壁画项目”，内容是邀请各地的艺术家前来拉市海为村民免费创作壁画，相关费用由工作室承担。项目启动后一连数月都鲜有问津者，于是正杰打起了老刘的主意，连哄带骗把他忽悠了来救场。自然，对老刘这样的画家说来，几幅壁画不啻是小儿科，而一开始他对丽莎的印象还是：“那个傻丫头”。后来丽莎协助他画画时，给他看了一幅自己创作的油画：一只巨大的乌龟昂首阔步，那高昂坚挺的乌龟头却变成了生理意义上的龟头，前端喷射出一股五彩缤纷的水花；龟背上还站着一排手拉手的小朋友，个个脸上都荡漾着快乐无邪的笑容。老刘看到这画后顿时对丽莎刮目相看，连呼牛逼。我想起费里尼当初找马斯楚安尼拍片时，递给他的剧本就是一张纸，纸上画着一个男人在海里游泳，阳具直抵海底，一大群海妖就围着那话儿嬉戏。开始还在耍大牌的马斯楚安尼立马被镇住了，当即表示非常有兴趣合作，于是他们拍了《甜蜜的生活》。毫无疑问，丽莎这幅画和费里尼那张在主题、构思及表现手法上均有相近之处，所以对观看者也产生了相似的效果。画完两幅壁画之后，老刘又为松哥画了《全家福》，别名就叫《甜蜜的生活》。

老刘画画时丽莎总在一旁协助，但又实在没啥好协助的，所以只好坐在那看他画，跟监工似的。老刘倒丝毫不觉局促，跟丽莎有说有笑，同时又不失稳重。出于对青春岁月的怀念，老刘在迎客松那幅壁画里面添上了倚树远眺的霍元甲，又在荷塘月那幅里添上了凭阑望月的许文强。丽莎说霍元甲不是一首歌的名字吗，那个许文强又是谁呀。老刘长叹一声，说跟这孩子有代沟，继续埋头画画去了，脸上却带着笑意。由于丽莎经常问此类问题，故而很难判定她是真不知还是假不知（就像正杰一直想弄清楚她是真傻还是装傻一样），所以也无从得知她这样做到底是出于勤学好问还是为了示爱调情。画画之余，丽莎又陪老刘在村子里拍照采风，到农户家串门聊天，收集创作素材，几近披星戴月，风雨无阻。嘟嘟稀里糊涂地跟着他们，所到之处皆鸡犬不宁。正杰每次见着都会挤眉弄眼，叫他们把关系确定下来得了，二哥也帮着煽风点火，丽莎却大咧咧地说我只是在工作啦。我猜丽莎这种琢磨不透没心没肺的表达方式更增添了她在老刘心中的魅力，于是老刘也就默契地保持着工作的姿态，不断地向丽莎提出自己对壁画项目的见解和建议，最初他说“你们工作室”，后来改口“我们工作室”，再后来就成了“咱们”。为了更深入地工作交流，老刘甚至把离开的日期往后挪了一周。很快整个村子都知道了丽莎和老刘的绯闻，路上谁碰见丽莎了都在偷笑，就连松哥也指着画中的许文强对老刘说，这个人好孤单呀，你看你在这儿画画还有丽莎陪，他却在那一个人看月亮，你也画个姑娘陪陪他吧——一切都像是串通好了似的，我简直怀疑整个壁画项目就是个阴谋。老刘则老老实实地听从了建议，在许的身边添了个女子，怎么看怎么像丽莎。

发乎情而止于礼，我犹记得老刘离开工作室时那不舍而不甘的表情。不久是重阳，我收到老刘寄来的一本他的画册。他跟丽莎的罗曼史则似乎没了下文。正杰很是替丽莎惋惜，说她不珍惜机会，过了这村没这店了，你再上哪去找刘老师这样欣赏你爱护你的人呀。同时他又很自责，认为自己当时不该逗来逗去，把人家逗得都不好意思了，把一段大好姻缘给逗没了影。丽莎仍旧一副无辜而无所谓的神情说，什么呀，我那是在工作啦。这时莎拉终于写完她的论文了，我们赶紧协助她做采访，种蘑菇。大半年后我离开工作室，走前特意去莎拉种蘑菇的地方看了看，发现什么都没长出来。

尾声

公元二〇〇九年九月九日，丽莎在网上告诉我说她结婚了，新郎是老刘。我习惯性地说你少瞎掰，我哪回上过你的当。哪知这下她竟急了，忙把结婚登记照发给我看，连同结婚证编号什么的全都告诉了我。看来有情人到底成了眷属。我赶紧补上祝福，竟然不觉惊讶，似乎事情就该是这样。据说那天登记结婚的人格外多，数字吉利嘛。如此说来，往前倒数十年又多出两个九来，自然更吉利了。当然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十年前老刘压根就不认识丽莎，即便是一年前的九月九日，老刘也还尚未来到工作室，而谁都知道他俩的相遇才是关键所在，数字起到的只是标记的作用。我欣慰于老刘和丽莎的相遇，祝福他们天长地久，如果乐意，再拿日子去标记。所以我也可以把一年前的那个午后看作是我们的重阳——那也是秋天，我们也登了高——烈酒不停地倒，柴木噼啪地烧，大伙尽兴地嚼，可怜嘟嘟总也吃不饱，眼神哀怨地把尾直摇。天色渐晦，我们冻得哆嗦，围着火堆谈天说地，谁也不想走。莎拉再没提论文的事，二哥又开始讲英语，而嘟嘟已在一旁打起呼噜。四周是静的，但这静中又蕴含着一种节庆的，风暴的气味，我几乎都能嗅到。真的，若不是老刘要走，我们定能在那山头狂欢一宿，不就是酒和火吗，不就是舞和乐吗。我们会叫来山下的村民，叫他们带上白酒香烟锄头犁耙喇叭笛子爆竹烟花，跟我们一道饮酒纵乐，听全村的狗声嘶力竭地猛叫。而嘟嘟定会精神大振，不由分说也来一番狂吠，像是吹响新一轮狂欢的号角。山顶那棵大树几百年也见不到一回如此癫狂的的仪式……火苗渐渐萎蔫，终于再没人添加柴火。我们摸黑收拾东西，二哥站在残存的火堆边，掏出家伙撒了泡热尿，兹地一声火光全无。

 

重阳节，格外想念尔乔先生，想念他留在一张张病例纸处方单背面的墨痕，那些孤独的男人、女体和少年，那些璎珞般杂芜的花草，音符般静恬的鲜果，那些晦暗的云和梦，明亮的月和风，那一道道忧伤而隐忍的地平线。我想，尔乔先生现在所到的，大约也就是这样的一个世界罢。